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线下股票配资，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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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立华】
第二部分：战略防御阶段的军事思想
五、八路军出征毛主席关注的大事
这一节，主要讲八路军出征前后毛主席关注的几件大事。
八路军开赴前线之际，毛主席提出全面抗战的十大纲领，提出到敌人后方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战略层面的指导。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明确，环境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当时，毛主席抓住不放的问题还有以下几个：
一是出动多少兵力和出动时间安排。
蒋介石要求，红军改编后要全部送上前线。毛主席主张，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1]意见提出后，云阳红军总部的领导们讨论了一整天，认为应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毛主席沉吟整夜，[2]第二天答复的意见是：承认开拔主力，但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
展开剩余93%为什么这样呢？毛主席认为，须估计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以及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尚有10个师等问题。[3]蒋介石不愿意共产党保留边区，但我们不能连老窝都不要了，党中央就留在延安。毛主席的办法是，每个师设留守处留下一部分部队，一共14000人，由萧劲光统一指挥，负责保卫边区和党中央。八路军连总部一共46000人，实际出动到抗日前线的32000人，占三分之二以上。
八路军3个师也是精心安排的梯次出动。8月22日一一五师率先出发；9月3日一二零师出发；9月6日，八路军总部出发。一二九师则是10月初才出发。
一二九师为何晚那么长时间？原因是国民党答应的条件不兑现。本来答应每月给军饷100万元，实际只给了50万元，没有枪炮补充，仅有衣物及少量弹药补充，承认共产党合法化的宣言也拖延不发，给陕甘宁边区派来一个主任，还向八路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和参谋长等。我们要求陕甘宁边区不设主任，任命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派遣高级参谋。毛主席非常明确，国民党的无理拖延和限制层出不穷，说明他们没有必要的诚意，这些主要问题不解决，一二九师就不能出动。
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说三道四，毛主席让林伯渠驳斥他。主要是两条：第一，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德、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一起决定的战略方针和指挥原则；第二，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还要林伯渠告诉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4]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紧接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主要问题解决后，一二九师也立即东渡黄河出征了。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手稿
历史经验证明，对付蒋介石必须留后手，不能太天真了。要有手段逼出他的诚意，逼他答应我们的底线条件，连合法地位都不给怎么联合抗日？
二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军线路问题。
毛主席决定，八路军改编后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这个考虑从改编前的8月中旬就已经明确了，并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反复沟通。
为什么选择取道山西？毛主席考虑主要有两点：[5]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可居高临下俯瞰河北平原，有力牵制华北日军。山西宽阔险峻的复杂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前进，而且有利于开展山地游击战，限制了敌人的长处，弥补了我们的短处，便利持久斗争打击敌人。
第二，日寇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阎锡山的利益；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所以，阎锡山不但答应公开建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也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
经山西进入抗日前线，也是红军东征时的战略设想。一年前，红军主力尽出渡河东征，毛主席就提出要重点经营山西，依托太行和吕梁两大山脉建立抗日后方根据地。虽然因阎锡山和蒋介石全力阻挠没有实现，但红军在山西境内留下了很深影响，不光扩红8000多人，并且在几十个县建立了党组织，有群众基础，这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借道山西进入抗日前线是大方向，接下来就是行军路线问题。也充满算计、较量和斗争，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招不慎也会出大问题啊！
8月16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正在与我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淮南发来一密电，内容不详。毛主席收电后很快就在17日回电，要他转告正在谈判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意我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但前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在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6]
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张淮南(右)杭州合影
毛主席明确提出，八路军走同蒲线，在侯马上车，在代县下车，不走平汉线。同蒲线是从大同到蒲州贯穿山西南北的铁路，蒲州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民国之初就改名为永济县了，所以提起来大家不太熟悉。司马迁《史记》中称这里为“天下之中”，古书记载的“舜都蒲坂”、中国四大名楼之一鹳鹊楼在这里，《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永济县的普救寺。毛主席要八路军从山西境内的这条线北上到抗日前线。
蒲州古城
为什么不同意走平汉线呢？平汉线是从北平途经石家庄、郑州等地到武汉的铁路线。看看地图位置就知道，这条线不但离红军集结地远了许多，而且处在太行山脉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带，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重兵集结的地方，红军一个师能孤军深入到那里去吗？
即使走同蒲线，也不是从山西南端的蒲州出发，毛主席要从蒲州以北近300里的侯马上车，避开国民党中央军集结地。
毛主席给张淮南发电同日，又分别致电谈判代表和八路军主要领导：“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线。”[7]
对八路军出动路线，进一步明确了3个关节点：渡河地点是韩城，上车地点是侯马，集中地点是大同。理由：一是为了红军安全，对蒋介石不能不防啊！二是隐蔽部队行动，对日寇要出其不意。三是满足阎锡山渴望支持的想法，建立良好关系，日寇就要兵临城下了，八路军可以帮他一起打。毛主席再次强调决不走平汉线。
南京的谈判还在继续，谈判桌上还在周旋斗智。黄绍竑和白崇禧提出一个八路军出动路线的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这个方案，要求八路军从西安以东的渭南上车，沿陇海铁路东进，从风陵渡过黄河后，换乘同蒲线的窄轨小火车。上车点距离我们驻地比毛主席所说的侯马近多了，换乘北上也比较方便，有问题吗？看起来很体贴，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刀光剑影就在其中，毛主席坚决不同意。
得知这个方案后，毛主席和张闻天一起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黄绍竑和白崇禧方案的问题在于：“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定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8]
他们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转到同蒲路从山西开往前线，而另外一个师，要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去，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这是要干什么呢？毛泽东和张闻天电报中指出：这样做，是让八路军3个师“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9]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坚持把八路军3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认识极其深刻敏锐，很快就被一件事验证。
一个月后，一二九师准备东渡黄河入晋时，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到师部驻地，说要面见刘师长。刘伯承对师参谋处长李达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来往了，在没有弄清他的来意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就说我到前面部队去了。
李达对乔说，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也没有说回来的日期，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乔茂才取出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指令一二九师经陇海路经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李达看他目的暴露出来，就说：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刘师长回来你亲手交给他为好，我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派人去找刘师长。
刘伯承听取李达汇报后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找我叙旧是借口，分明是想分化我们八路军，他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不但对大局无补，而且很容易被日军隔在井陉要隘以东，与一一五师、一二零师的联系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断，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
刘伯承说：这是个大阴谋，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来乔茂才已经当了国民党特务，我不能见他。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嘛！乔茂才等了几天一直见不到刘伯承，就灰溜溜地走了。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军队，蒋介石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交，想做一二九师的文章，结果碰了钉子。几天后，一二九师按照毛主席的部署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10]
三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到哪里？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开始毛主席曾考虑，八路军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创造游击根据地。还专门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与阎锡山交涉：9月25日前后，一一五师和一二零师就可开到前线，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和张家口之间，要阎锡山通知3省政府并转令各县县政府，用通令下达给友军和地方，说明红军的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以免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11]
但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日寇从北路和东路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攻占张家口后迅速折而南下，八路军原计划9月25日前后开到大同集中，阎锡山要集中力量组织“大同会战”，但他的防线一触即溃，守卫大同东北天镇的晋绥军，甚至日寇还在数十里之外就闻风而逃。[12]
大同会战还没开始，日军9月13日就占领了大同，气得阎锡山把自己的十三太保之一，守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枪毙了，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样连阎锡山都不能容忍的闻风而逃的国民党将领，现在也被有些人说成是因援军未到不得不撤退，成了被冤杀的国民党抗战名将了。在东路，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八路军仍按原来设想行动，就可能使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是十分不利的。
李服膺（1890-1937）
面对山西战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这是一个重大改变，为此毛主席连发3个电报与前线沟通。
9月16日，毛主席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改变部署的意见。毛主席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续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
毛主席的意见是：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一二零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13]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全部集中到晋东北了，而是分散在以上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中午，毛主席又发一个长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还有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进一步说明改变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形势判断和要求。形势判断主要有5个方面：[14]
一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的基本判断。敌攻华北大约分4路：一路山东，现未出动；一路津浦线（天津到南京浦口），已经攻至沧州马厂；一路平汉线，在涿州以北未动；还有一路是平绥、同蒲线，这一路是主力，日寇企图以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5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
当时上海正在打，毛主席分析说，日寇上海进兵，主要是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同时钳制中央军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
二是对日寇右翼迂回部队的判断。日寇右翼主力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态前进。一路占领大同后，现在未动；一路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之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判断这两路部队要组成联合兵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第二步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三是阎锡山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恒山山脉南段五台、平汉路北段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
四是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被占所证明。
五是阎锡山指挥下的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做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的结论。
毛主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由此进一步提出八路军部署区域：一二零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活动；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端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太行太岳两山脉中。还要求总部机关移到太原附近。
毛主席电报最后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考虑电复”。
但是，第二天彭德怀在发给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的电报中，报告前线情况和部队目前部署位置时，没有回应前一天毛主席长电讲的问题。毛主席收到彭德怀电报后，9月19日中午又单独发电给他，询问9月17日“战略长电”收到没有，并再一次提醒他：“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并着重指出，贺龙的一二零师应速赴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要抢占先机，免得去晚了失去战略意义。[15]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主席就把日寇战略企图、国民党军的基本状况和战场态势等，做出了极其清晰精准的预判，并根据局势发展变化的现状和趋势，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部署，这对八路军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除了前述出动兵力、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等重大问题外，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毛主席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16]当时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17]
对关键性问题，毛主席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9月中下旬，他接连数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
9月20日，毛主席电告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人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已进占中心城市和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一区。”[18]
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
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毛主席还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不要在目前照样再做。”他要求彭德怀：“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19]
一个是要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战胜敌人；一个是适应战争对象的变化，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一个是从远处大处着想。这是毛主席的思维方式，也是他希望领导者们能做到的。
9月23日，毛主席给时任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回电，并告周恩来，朱、彭、任各师主要领导。因为彭雪枫与阎锡山秘密会谈时，阎建议：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毛主席回复说我是完全同意的，并提出一系列意见。如：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等。[20]
彭雪枫（1907-1944）
9月24日，毛主席收到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3个师的布置电报和周恩来电报后，看到几支部队基本都是担负作战任务，便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林彪和王震部队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的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
游击战争必须落实，部队暂时顾不上就让地方党组织先做。毛主席还着重提醒强调：“一切工作应在敌占领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21]
9月25日，他又专门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发动华北全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22]
从八路军进入抗日前线后，毛主席几乎每天都在电告前方党和军队领导，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正确性、唯一性，强调对日作战和过去与国民党军作战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反复做转变思想的工作。
可见，正确的思想和决策，要重点讲，反复讲，反复统一思想，真正在领导层形成共识。要坚决抓落实，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结果，否则就有可能变成空话、废话和无用之话。即便讲得再正确，没有知行合一，没有落实下来，也会走向事与愿违的结果。
毛主席的伟大在于，重大决策作出后坚定不移，不会因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使决策得到完善，更符合实际情况。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469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页。
[10]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12]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13]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9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16]《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18]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20]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
[2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
[2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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